3月底，奥米克隆席卷上海，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全球最大港口的超级城市进入全球静态管理阶段。另一方面，上海企业还面临着另一个考验:生产中断、库存积压、物流延迟...当曾经高速运转的业务链条突然被叫停，自己照常履行的合同被迫违约，上海企业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如果封了20多天，那就真的全完了！”
4月19日，上海全球静态管理的第15天，也是王刚(化名)供应链管理公司停牌的第27天。由于公司位于浦东新区，自3月23日起，王刚的公司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任何人不得进入。
上海的解封日期一直未定，王刚的业务无法正常开展。“我们出口的货物，无法给客户出具提单，客户也无法付款，国外也无法放货，物流就卡在那里了……”
“目前还有几艘货轮没有到达哨所。如果4月30日是启封日期，那么受影响的货物大概是几百个标准集装箱。”王刚粗略算了一笔账。一个集装箱平均价值几十万左右，受影响的货物至少会有2000万到3000万。
“我相信以后会有很多客人和我们打官司或者发生纠纷。”看到几千万的货物无法顺利执行，王刚有些担心。“说白了，国外承认中国的关闭规定是不可抗力吗？”
在疫情下，王刚公司的经历并不独特。大多数因疫情而毁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可抗力”吗？
不能签发的提单
上海港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港口。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703.3万标箱，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
发达的对外贸易也催生了数以万计的进出口相关企业在上海扎根成长。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外贸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目前，上海的一些供应链管理公司正因为一张“未签字的提单”而面临严峻考验。
海运提单是国际计算中最重要的单证之一，是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收到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留交付货物证据的单证。
一般来说，提单不仅是货物的收据，也是所有权的凭证，还是合同成立的证明。因此，正本提单也可以被视为海上贸易中达成的最关键的单证。
考虑到正本提单在外贸中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大多数供应链管理公司对其都有极其严格的管理措施。
“A公司的提单代表着我们公司出具的货物证明。按道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公司，放到私人手里。”王刚的公司也有类似的机制，提单的签发要经过三个部门的审核。
“3月底临时停业后，公司不让我们走，也没人拿(提单)。”王刚有些无奈。在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即使拿到了纸质提单，如何送到上海三个区，送到客户手中，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
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突然之间，王刚所在公司的美元账户和人民币账户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前者因疫情无法进行线下交易，后者因没有u盾无法确认交易金额。
以上种种都导致无法确认王刚公司手中提单的签发。而物流业更是一马当先。一旦无法签发提单，后续的付款和交货流程就无法正常进行。
和王刚面临同样问题的供应链经理不在少数，一种担忧弥漫在行业内——疫情引发的违约会给企业带来诉讼风险吗？
外贸中的“不可抗力之忧”
疫情三年间，因疫情引发的合同违约案例数不胜数，大规模倒闭后往往会爆发此类事件。
广东信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齐卫国告诉老虎财经，从广州以往的经验来看，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大部分企业在当年的3、4月份复工，同时也是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违约的诉讼高发期。
随着上海疫情的逐渐好转，一波诉讼正在酝酿或即将到来。在此之前，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亟待厘清。
上海九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峰介绍，参照上海高院出台的规定，如果企业确实受到疫情影响，可以认定为不可抗力因素。
4月1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修订完成《新冠肺炎疫情案件适用法律系列问答(2022版)》，其中提到，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一般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
但从适用范围来看，上述规定仅限于内贸企业。多位业内人士对老虎财经表示，对于外贸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的认定有讨论空间。
“原则上，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算作不可抗力。只要国内企业及时通知并采取积极措施止损，防止损失扩大，那么这是没有问题的。”齐卫国说，但是“我不能对这部分世界使用不可抗力，也就是说我不能违约任何责任，也不用承担风险。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外贸交易过程中，受贸易国合同签订规则、政策等因素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认定更是五花八门。
“这要看合同是怎么签的。在国际上，一些国家没有将新冠肺炎疫情列入不可抗力，”齐卫国补充道。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外贸从业者所证明。一位经历过2020年疫情关闭的出口商告诉老虎财经，2020年，一些国家不承认“疫情是不可抗力”。
据了解，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贸促会经常作为第三方帮助国内企业出具英文疫情证明。“但在国外是否被认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文件不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
在多位律师看来，现阶段外贸行业确实存在合同违约引发的诉讼风险。“尊重对方的权利，诉讼是不可避免的。”多位律师也表示，具体问题将视情况而定。一般来说，只要证据是“主观上不愿意违约”，诉讼就有回旋的余地。
“形势变化”的游戏
“2020年，中国贸促会做了解释，就是说，对于国外的国际货物，原则上不把新冠肺炎疫情视为不可抗力，”齐卫国说，他指的是外贸相关的规定，“但可以视为在一部合同法里规定的，特别是在民法典里，明确说有情势变更。”
这可能会给疫情影响下的外贸企业带来一些转机。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副研究员孙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情势变更具有除合同解除之外的其他法律效力。
比如，在情况发生变化后，民法典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等各种非诉讼途径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不可抗力相比，情势变更有一个隐藏的含义——它更倾向于促进合同的继续履行，而不是强行解除合同并判给赔偿。
如今的外贸行业确实存在这样的案例。
“虽然有些客户不承认不可抗力，但我们从来没有打过官司，”一位从事钢材出口的国外贸易商告诉老虎财经，“因为无论他在国内哪里买钢材，都运不出去。和客户做一些让步，客户理解。”
外贸公司和物流供应链公司扮演的角色不同，面临的风险点也不同。对于后者，一旦货物交付违约，位于国外的收货人可以向国内供应商索赔，国内供应商可以向物流方索赔。
对于此类事件，齐卫国表示，如果收货人所在国不承认疫情为不可抗力，那么出口方确实会面临赔偿的风险。“但一般来说，只要出口商尽力证明，赔偿金额不会很多，可能就是延期的成本。”
至于出口商和供应链经理的关系，齐卫国认为要看他们签合同时适用的条款。“如果是国内条款，那么肯定可以认定为不可抗力，无需承担责任；如果外国条款适用，那么考虑情况的变化。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更多的是看双方协商，金额不会很大。”
关于确定不可抗力的辩论
外贸行业面临的问题是上海企业的缩影。疫情下，“不可抗力”成为企业现阶段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不可抗力的确定不是“非此即彼”。随着上海疫情控制政策的逐渐变化，“不可抗力”的认定也越来越复杂。
从广州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窥见一斑。疫情爆发以来，在广州工作的齐卫国已经处理了几起疫情引发的不可抗力案例。
2020年三四月，全国复工，广州疫情引发的“不可抗力”相关案例激增。
“比如火车站附近的一些批发市场，因为打不开门，租户两三个月都打不开。这一块很大(争议金额)。”据齐卫国回忆，“但真正走司法程序的没几个，大部分都同意给合同一些延期空间，基本度过了危机。”
2021年6月，广州疫情再次重演，但情况有变。
“如果这次你主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原则上法院不予支持。因为2020年4月底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如果在广州主张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法院原则上不予支持，因为未达到那个程度。”
在齐卫国看来，上海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双方承担过错的比例以及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需要具体分析。
“上海早期，浦东和浦西是分开堵的。现阶段法院可能不支持不可抗力；到4月初上海调控最严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都是不可抗力；但如果今天有消息说上海部分工厂复工，可能就不能声称不可抗力不能生产或发货了。”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上海已有多家上市公司部分复牌。据泰坦科技消息，从4月18日开始，泰坦科技上海仓库18万SKU的库存恢复发货(部分危险化学品除外)。由于疫情原因，国外客户的发货时间可能会比正常情况延长1~2天，上海客户不会受到影响，公司会有自己的物流配送。疫情控制中的目的地地区暂时无法送达。
此外，据报道，SAIC等企业已经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复工复产已经在进行中。
除了企业情况的变化，上海各地区的管控政策也是“不可抗力”认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齐卫国举例说，如果是封闭控制区，控制是最严格的，企业根本无法经营。原则上可视为不可抗力。但是，如果是在其他地区，“假设是电影院，部分员工可以在办公室工作。即使不能进行线下观看，也仍然不适用不可抗力原则。”
某种程度上，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企业索赔不可抗力的难度越来越大。
不过，很多法律界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总的来说，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典，主流观点都是尽可能保证合同的继续履行。
“一般法院不会支持强硬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疫情过后，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也是修复经济的保障之一。”齐卫国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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